《安妮日记》是作者安妮·弗兰克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记录了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如何面对战争和种族迫害、自我成长与定位、寻求自由等情感和经历，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安妮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同时，对于藏匿且充满恐怖的25个月的密室生活的记录，也使这本《安妮日记》成为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安妮日记》的最后一则所标的日期是1944年8月1日。战争结束后，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完成女儿的宿愿，将日记出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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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特点：

1.值得所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被译成70多种文字，全球销量上亿册

2.*励志的传世经典，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

3.一部有关战争、父爱、爱情的少女沉思录

4.曾获得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高度赞誉

5.1999年，安妮·弗兰克入选《时代》杂志20世纪全世界**影响力的100个人

在历史上众多在重大痛苦和损失之时为人性尊严发言的人中，没有谁的声音比安妮·弗兰克的更铿锵有力。

——约翰·肯尼迪

1942年6月12日　星期五

我希望，我能完全信任你，我还从来没有能这样信任过谁。我也希望，你将给我最大的支持。


1942年6月14日　星期日

星期五早上六点我就醒了。这毫不奇怪，因为我过生日。但是我不能起这么早，只得克制着好奇心，一直到六点三刻。可是后来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跑到厨房，我的小猫莫希在那里亲热地欢迎我。七点以后我去父母那里，然后和他们一起到卧室，去看我的礼物，并且打开包装。我第一个看见的是你，我的日记本，这肯定是最漂亮的礼物。然后我看到了一束玫瑰、一棵仙人掌、几枝芍药。这是最初的鲜花祝福，但是后来还有好多。父母送我很多礼物，我的朋友们也非常宠我。比如我得到了很著名的书《暗箱》，一套集体游戏玩具，许多糖果，一种培养耐心的拼图游戏，一枚胸针，一本约瑟夫·科恩写的《荷兰的民间传说》，还有一本引人入胜的书《黛西的山中假日》和一些钱。我还用这些钱买了《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太棒啦！

后来莉丝来叫我，我们一起去学校。我先把糖果分发给老师和同学，然后开始上课。

就写到这儿吧。我有了你，我的日记本，我真高兴！


1942年6月15日　星期一

星期六下午我举行了一个生日聚会。我们放了一部电影《灯塔守卫者》（有狗演员林丁丁），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们非常快活。今天来了许多男孩子、女孩子。母亲总想知道，将来我想和谁结婚。我相信，假如她知道那个人是彼得·魏色尔的话，她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平日里，每当她说起这事时，我总是显得无动于衷。我和莉丝及桑妮好多年以来就在一起，直到现在为止，她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这期间我在犹太文科中学认识了约皮·范·德瓦尔。我们很投缘，现在她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莉丝现在也认识了别的姑娘，而桑妮转到另一个学校了，在那里也有了新的女伴。


1942年6月20日（一）　星期六

我已经有好几天没写日记了，因为我先要认真地思考记日记的目的和意义。如今我将要记一本日记，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从来没“写”过日记。我估计，以后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会再对一个十三岁的女学生的内心隐秘有兴趣。但是实际上我写日记的目的也根本与此无关。我喜欢写，我只是想让我的心灵彻底轻松一下。

“纸比人有耐心。”每当我在有些感伤的时候，双手托着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的当儿，经常这样想。一会儿我想留在家里，过一会儿又想出去，大多数时候我待在同一个角落里，坐在那儿胡思乱想。是啊，纸比人更有耐心！我并不打算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装订好、有着“日记”这个响亮名字的本子给任何人看，至多是给朋友看，其他人可能不感兴趣。我的全部思想都围绕着日记转的原因是：我没有一个知心朋友！

我想详细解释一下，因为谁能理解，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为什么感觉这么孤单呢。这也是很奇怪的。我有亲爱的双亲，一个十六岁的姐姐和加在一起大约三十个熟人或者可以叫作朋友的人。我有一大群崇拜者，他们一切都看我的眼色行事，甚至几个小时拿着镜子偷看，直到看到我的笑容。我有亲戚，可爱的叔叔、婶婶，一个美满的家，应该说我什么都不缺，除了朋友！我和我的许多熟人干的都是些没意思的事，只是说说笑笑，谈些日常话题。我没有可能把自己坦露出来，我就好像被封闭起来似的。也许问题在于我缺乏足够的自信，但是情形已经这样了，尽管我也十分遗憾，但是我无法改变。

所以，我开始记日记。现在我长期以来想象有一个朋友的念头进一步升华了，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日记里只记一些具体事实，而是把日记本身当成我的朋友，给这个朋友起名叫基蒂！

假如我就此开门见山地说，那就没有人能懂我和基蒂的谈话。因此我想讲讲我的情况，尽管我不愿意说。

我的父母结婚时，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五岁。我的姐姐玛戈是一九二六年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生的，接着我生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作为犹太人，我们于一九三三年流亡荷兰，父亲在那里当了特拉维斯股份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和柯伦公司有业务联系，在同一栋大楼里。

我们的生活充满动荡，因为留在德国的家庭成员也没有躲过纳粹法律的迫害。在一九三八年大屠杀之后，我母亲的两个兄弟逃往美国。我的外祖母来到我们这里。当时她已经七十三岁了。一九四〇年后，好时光就更是一去不复返了。先是战争，然后是投降，再后是德国人入侵。如今苦难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法律出台，对犹太人尤为不利。犹太人必须佩戴有一颗星星的标志，必须交出自行车，不许再使用电动交通工具，汽车就更不用说了。犹太人只许在三点到五点之间——而且在犹太商店——买东西。晚上八点后他们不许再在街上行走，在这以后也不许出现在花园里或阳台上。犹太人既不许进戏院也不许进电影院，其他的娱乐场所也不许涉足。他们也不被允许游泳、打网球和曲棍球，一概不许再做体育运动。犹太人不许再进入基督教堂，犹太孩子必须上犹太学校。如今我们就是在这么一大堆的禁令之下生活。约皮总是说：“我干什么都没有信心了，因为我总害怕，那是被禁止的。”

这一年的一月，外祖母去世了。没有人知道，我是多么爱她，她的去世使我多么难过。一九三四年我已经进了蒙台梭利学校的幼儿园，后来也留在这个学校里。最后几年校长K女士当了班主任。年底我们告别的时候，两人都动情地流下了热泪。玛戈和我后来——自一九四一年起——进了犹太中学，她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好，我也在此一直待到今天这个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