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母亲早年经历过关系创伤，无意中将这种创伤强加给孩子，让自身的悲剧在孩子身上重演；很多成年人内心潜伏着一个受伤的小孩，幼年时在和母亲的关系中体验到的创伤将会伴随一生，最终丧失获取爱和幸福的能力。
　　《母婴关系创伤疗愈》是英国安娜弗洛伊德中心的研究人员根据长期累积的研究和社会工作实践的成果写成，汇集了精神分析、亲附理论和神经生物学对母婴关系研究的主要贡献。书中探讨了婴儿和其父母间关系的创伤，以及创伤产生的原因，旨在帮助母亲和孩子重建和谐的母婴关系，帮助成年人疗愈早期关系创伤，唤醒身体的复原力。

泰萨·巴拉顿（Tessa Baradon）
　　公共卫生领域的儿童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专家，策划和提供了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中的父母—婴儿服务，发起和开发了安娜弗洛伊德中心的“父母—婴儿关系计划”。她是一位有着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儿童治疗师和督导，在儿童精神分析和父母—婴儿心理治疗方面著作颇丰，并多次举办相关专题讲座。此外，她还是儿童心理治疗协会和儿童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
你的眼神，我的天空
　　施琪嘉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武汉市心理医院常务副院长）
　　我曾经在东北一个小城讲课，课上来了一个带着两岁多孩子的母亲。在母亲讲述的过程中，孩子一直静静地在一边玩耍，等到治疗师要和孩子一起玩时，孩子经常抬头看看母亲。母亲在讲述过程中流泪，孩子会停止玩耍，过来抚摸母亲。治疗师问孩子最喜欢玩什么，孩子说，最喜欢躲猫猫。治疗师和孩子躲猫猫时，孩子一下子高兴起来，一不留神跌下楼梯。治疗师大惊失色，而母亲则在一旁没有什么反应。在治疗师四处查看孩子有没有摔坏四肢而很焦急时，母亲甚至连手都没有伸出来一下。
　　治疗师稍后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母亲说，她事前告诉过孩子要听话，不要惹麻烦，否则自己负责。母亲说，这孩子长得和他父亲一模一样。

在第一个场景中，我目睹了一个叫维姬的母亲正在教她八个月大的儿子不要有被抱起的想法。这是一个在治疗过程中不会发生的例子，因为维姬不能把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想象成除威胁以外的其他任何事情。她是通过切断联系的防御来保护自己：这个联系包括感觉和行动之间、思维和感觉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尽管维姬已经承认在她生完两个孩子之后感觉到了抑郁，但她还是很不愿意转诊去接受心理治疗。
　　在我的大脑里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一直是模糊的。维姬快速而郑重地告诉我她的孩子没有问题，是其他人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想抱他。她不愿意让其他任何人（包括孩子的父亲）去接触自己的孩子。这暗示了“抱”在她心里是很危险的。她说如果其他人抱了她儿子，那么她儿子就会开始想要被抱起来。当我问为什么觉得这样很危险的时候，她说她需要做清洁，她不能够因为她的孩子想被抱而被打扰。她流露出受打击的眼神。我没有询问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维姬把想要被抱当成是危险的、坏的，而且她紧接着就会联想到她自己需要反复清洁，人类亲密的需要看起来等同于危险和肮脏。在我们互动的动力中，我感到维姬防御性的需要是拒绝我的兴趣和关怀。投射给我的就是维姬相信我是一个需要被牵制的、具有威胁性的人物。
　　在整个过程中，她那超重的孩子面对着我歪歪扭扭地坐在婴儿车上，发出奇怪而又哽咽的声音。他的表情很痛苦，我请求维姬把他移出来。她拒绝了，而且她告诉我真正的问题是被她描述为“麻烦孩子”的女儿。她的孩子放弃了移动和交流的企图，滑下去睡着了。他成功地转移了他的亲附和探究的需要，他妈妈把这些需要误识为某种程度上的肮脏和凌乱，并需要严格地控制。
　　这种遭遇的后果是很难处理的。我感觉到敌意情绪，想从心里赶走维姬，就如她陷入强迫性清洁时擦除肮脏的东西一样。我感觉自己陷入困境而且很无助，就像她的孩子。她的防御性需要置身于所有事外，而且坚持她管理现实的方式不被影响：其他任何的观点都是危险的。我知道维姬一定是遭了很多罪，而且找了很多办法来满足她的诸多需要，但是她似乎下定决心不去探究这种关系，而且告诉我她没有意愿再次见到我。我感觉很糟糕：无助而且挫败。我把她转介给一位有经验的同事，希望我们可以引起她的兴趣。如果我们可以让她把注意力转向她女儿（我知道这是她想“控制”的人），治疗就会有转机。在两次困难的治疗后，我同事收到一条信息，那个母亲说出了难言之隐：“在最后一次见面之后，我感觉很糟糕，我想砍断我的手腕。”她用简短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几乎绝望的可怜处境。在我们试图重新接诊这位母亲失败后，我们被下面的难题搞得快崩溃了：维姬的防御机制感到我们邀请她和我们联系、给她提供帮助的事实是具有威胁性的，她用各种不和我们联系的方法保护自己。事后，我想通过转介她给我的同事而不再联系她可能是她所需要的，所以不再邀请她来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