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据说这部小说的故事采自1828年2月29日《法院新闻》所登载一个死刑案件。在拿破仑帝国时代，红与黑代表着“军队”与“教会”，是有野心的法国青年发展的两个渠道。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代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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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特点：

1.“现代小说之父”的经典著作，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

2.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3.海明威开列的必读书，被毛姆认为是真正杰出的文学书

4.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个人理想藏书之一

5.1999年，入选“中国读者理想藏书”书目

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高尔基

上卷


第一章　小城


置千百生灵于一处，把坏的剔除，笼子里就不那么扑腾了。

——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光秀丽，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源源流过。这堵城墙，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

维璃叶北面，得高山屏障，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每当十月，淩汛初临，维赫山起伏的峰峦，便已盖上皑皑白雪。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流经维璃叶市，最后注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居民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然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却并非锯木业，而是靠织造一种叫“密露丝”的印花布，使家家殷实起来：拿破仑倒台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就听到噪声四起，震耳欲聋；那响声是一部外表粗粝、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水轮，忽起忽落，轰隆轰隆，震得路面发颤。每个铁锤，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只钉子。铁锤起落之间，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跨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问起这爿光鲜的厂家，是谁家的产业，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嗬！那是属于我们堂堂市长大人的。”

维璃叶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游客只要在街口稍事停歇，十之八九，准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他头发灰白，服装也一身灰，胸前佩着几枚勋章。广额鹰鼻，总的说来，相貌不失为端正。第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

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发觉他那自得之态，不无器局褊狭与临事拘执的成分。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干，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要他来偿债，则能拖就拖。

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市长先生步履庄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远眺天边，则见勃艮第山脉峰峦隐约，赏心悦目。竞逐蝇头微利的俗气倘令人觉得憋闷，那么对此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

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邸宅；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的。他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居于此了。

一八一五年，特·瑞那先生夤缘得官，当上了当地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恧。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业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如今，这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逦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

在德国，诸如莱比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难望找到。弗朗什-孔泰地区内，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且说雄踞杜河岸边的那锯木厂，一走进维璃叶，劈面就会看到。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三个大字。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

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不可理喻的乡民。市长先生虽很高傲，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不过这份恩典，也是在一八二几年大选之后，才谋取到的。

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换得索雷尔这才一顷的小块地。这个地段，虽然于索雷尔老爹（他发迹后，地方上都这样称呼）的松板买卖更有利，但他门槛精，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巨款。

这桩交易，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奚落。有一次，一个礼拜天，这事也有四年了（ilyaquatreansdecela），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出来，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望着他暗笑。这一笑，在市长心里投下一道阴影；此后，他不免常想，那次换地，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做成的。

每年春上，有一帮泥水匠，穿过汝拉山谷，前往巴黎。在维璃叶，如想赢得众人敬重，最要紧的是造围墙时切不可用这伙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哪位业主一时不慎，用了这种新花样，就会永远落个“没头脑”的名声；这在明哲稳健的人眼里，就体面扫地了。而在弗朗什-孔泰，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正是这批不偏不倚的聪明人。

事实上，这类聪明人言论霸道，令人生厌。大凡在巴黎这个号称伟大的共和之邦住惯的人，再到内地小城来栖身，就会觉得不堪忍受，原因就该到这个坏词儿里去找。专横的舆论——这算什么舆论？——无论在法兰西小城镇，还是美利坚合众国，其愚顽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