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自由自在的牧人，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而是一件他希望自己曾经做过的事。他想拥有一段像那样的浪漫过去，供自己回味。

十九世纪末，帝国的年代。帝国边陲的澳洲，是少数吸引白人移民经营土地的殖民地。当地农牧业发展成为欧洲肉品、乳制品及羊毛的供应场。如霍布斯邦所说，在雪梨这类的大城市中，发展出一个新的、从事服务业的中间阶级（middle strata）。这个阶级既无法成为地主（squatter），也不甘做个带着铺盖穿梭在牧场间牧马、牧羊、剪羊毛的农民工（swagman）。他们大约接受过中级的文法教育，可以在城市中担任低阶的文职，比如以法律之名帮助地主向农民工讨债。 ”Banjo” Paterson就属于这样的中间阶层。
偶而翻到2004年8月的国家地理杂志，也说到这个有趣的讨债故事.

Paterson本着律师的职责，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警告信给债务人，劝他赶快还钱。但这封信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原因很简单，澳洲内陆实在太广阔了。那封信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Clancy赶着牲畜到昆士兰去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 ”
Paterson身上涌着的诗人血液被这封信激发了。 Clancy所做的，正是他一直梦想着要做的事。他写了首诗，叫做〈Clancy of the Overflow〉，写下这个故事，寄托他想和Clancy交换身分的愿望。
然后这首诗就红了。 Paterson持续写诗，当然就就有了机会脱离原来刀笔吏的生活。 1895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后，开始一连串旅行，许多名人慕名拜访他，他在1902年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到雪梨晚报当编辑，开始成为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