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了一辈子朋友，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硬骨头，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能多为别人考虑；最重要的是能分清是非，又敢分清，从而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关键是一个“真” 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简短一句话，我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知音”。
季羡林的思想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
　　“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语把“恩”与“师”紧紧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茫然相对。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季羡林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悼念朱光潜先生
听到孟实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这消息对我并不突然，因为他毕竟是快90岁的人了，而且近几年来，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如果他能再活上若干年，对我国的学术界，对我自己，不是更有好处吗?
现在，在北京大学内外，还颇有一些老先生可以算作我的师辈，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他们已经是教授了。但是，我真正听过课的老师，却只剩下孟实先生一人。按旧日的习惯，我应该称他为业师。在今天的新社会中，师生关系内容和意义都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尊师重道仍然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我对于我这一位业师，一向怀有深深的敬意，而今而后，这敬意的接受者就少掉重要的一个了。
五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我那时是二十岁上下。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大概三十四五岁吧。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我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