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两部分构成，都是梁启超授课讲义。《中国历史研究法》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于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

两部作品虽然都叫“中国历史研究法”，然内容上并非前后连贯。《中国历史研究法》共六章，*章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并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讲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

这两部著作都是梁启超先生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书中总结的治史经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于学习、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其指导作用和启迪意义自不待言。

中国新史学的奠基之作,培植史学研究趣味的经典读本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

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

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 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

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

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

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既斐然矣。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

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顾兹事体大，原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况学殖浅薄如启超者，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研勘，则其纰缪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区区此稿，本宜坚之，以俟他日之改定。既而覆思吾研究之结果，虽未必有价值；其或者因吾之研究以引起世人之研究焉，因世人之研究以是正吾之研究焉，则其所得不已多耶？故贸然刊布，而字之曰《史稿》。孟子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吾之此书，非敢有以与人也，将以取诸人而已。

愿读者鉴兹微尚，痛予别裁，或纠其大端之谬，或绳其小节之疏，或著论箴驳，或通函诲责，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蜕变以成定本，则片言之锡，皆吾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