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这里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今天给大家说说井冈山会师的故事，在抗战初期，条件艰苦，遇到了很多挫折和苦难，但最终都熬过来了。

1930年1月5日,古田会议一周之后,为了彻底回答一些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挥毫写就了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胜利会师,中国革命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从这里,走出了朱德、彭德怀、陈毅等5名开国元帅和3名开国大将。从这里,“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始点燃,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井冈山,是中国革命毋庸置疑的红色摇篮。

然而,回望历史,这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开辟时,绝非一帆风顺,亦非人人赞同。

直到上世纪30年代,苏联留学归来的王明、博古等,还煞有介事地讥讽“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人,就是从革命低潮时转兵井冈这一抉择开始,在山沟里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独特道路——惟一能够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康庄大道。

迷途向导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份决议,决议措辞颇为严厉,指责湖南省委“临阵脱逃”。

所谓“临阵脱逃”,指的是秋收起义部队严重受挫后,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定在9月16日发动的长沙暴动。这样严重的“罪名”,首当其冲的,是领导秋收起义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十天前的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一度占领醴陵、浏阳县城,但很快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强力抵抗,五千多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下子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

秋收起义原定的目标是攻占湖南长沙,如今起义严重受挫,仅剩的队伍该何去何从?继续向长沙这个大城市挺进,符合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但以眼下敌我悬殊的兵力,无疑是一条死路；违背中央原定计划选择退却,需要魄力,决定退往哪里,更需要智慧。

进退两难的当口,当机立断的是毛泽东。这个刚刚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34岁青年,当时既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青睐,也尚未跻身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却勇敢地立足失败的现实,下令各路起义军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5日晚,原定长沙暴动日期的前一天,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行动。

9月19日晚,乌云压境,天黑甚早,文家市里仁学校里,一盏油灯火苗闪烁,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沉思良久,毛泽东语出惊人: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

此话一出,反对意见纷至沓来,其中态度最激烈的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他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才符合中央主张,不这样做,就是“逃跑”。还有人直言不讳:“上山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回答:“我们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最终,在余洒度上级、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卢德铭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决议退往湘南”。

在文家市耐心说服师、团负责人的毛泽东并不知道,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不仅指责湖南省委“临阵脱逃”,而且作出了与他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决议,责令湖南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共最早一批武装力量的幸运在于,中共中央的决议送抵湖南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

9月20日清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工农革命军1500余人集合完毕。一身蓝布衣、穿着草鞋的毛泽东向前跨了几步,挥动着宽大的手掌:“我们要改变方向,上山去!”他特有的通俗易懂又极具感染力的语言,回荡在操场上:“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带着浓重湘潭口音的“小石头打烂大水缸”的故事,拨开了笼罩在战士们心头的迷雾,也鼓舞了不少围观百姓,其中就包括当时只有12岁的胡耀邦。

但南下的路途仍是艰险的,前有“堵击”,后有“追缴”,国民党还针对毛泽东发出巨额悬赏令,“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为避开国民党军,工农革命军不得不沿着江西山区转移,即便如此,部队依然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不断减员,仅在9月25日萍乡县芦溪镇一战就损失三百人,年仅23岁的总指挥卢德铭也英勇牺牲。

指挥员牺牲,疟疾蔓延,伤员和病号急增,长途跋涉的队伍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将军回忆:

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

严峻的考验面前,毛泽东也在思索队伍的落脚地。早在“八七”会议后,他就曾婉拒瞿秋白希望自己到党中央机关工作的邀请:“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到了文家市时,他更明确了“上山”的想法。可是究竟上哪座山,这位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也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